[66]即使如此，依然出现了透过禁止原则抵触，以性别平等、人权保障等法律原则检视并否认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审查实践。
且法院论证说理的过程充分详实，为法律原则适用结论的正当性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完成上述解释和论证之后，法院直接依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基本原则，认定网约车运营行为合法。
[8] 陈金钊：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上)，载《政法论丛》2013年第3期。2016年7月27日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共同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首次从部门规章层面对网约车进行规制，可以为网约车行政案件的裁判提供基本的导向和依据。2.狭义比例原则论证作用不够。传统的比例原则三阶划分法，将比例原则划分为妥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子原则。第二步，在合理行政的范围内讨论争讼的行政处罚行为。
因为比例原则是合理行政的重要内容。必要性原则要求为达到行政目的所采取的行政行为、行政措施以及所运用的行政手段是必要的，这种手段所造成的损害应该是最小的。二是指示，即作为卡尔·拉伦茨所谓的指示参照性的法条(参见前注[46]，卡尔·拉伦茨书，第141页)，精准引入我国《刑法》第397条的规制效力。
另一方面，应在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法规中主要针对自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地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设置专门条款，促进自治法规的硬化。[41]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立法法》第80条并未直接界定部门规章的立法事项，但由于该法第82条对地方政府规章的规制范围相对明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实现了央地规章事项的畛域划分。[34]在阿列克西(Robert Alexy)那里，即便序言有效力，但这种效力似乎更应被归为社会学效力。[25][英]约瑟夫·拉兹：《实践理性与规范》，朱学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
2011年10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前文已有论及，而2004年5月的《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更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对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自治权利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规定，为西藏人民充分行使自治权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此后，1975年宪法第3条、1978年宪法第3条和1982年宪法第3条均对该原则继续予以明确。
例如，根据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23条和第26条的规定，上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对于设于民族自治地方的下级检察院的人事任免具有程序上的提请权和建议权，这实际涉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司法关系问题。(二)我国《立法法》：立法事权划分的核心规范 我国《立法法》主要针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在调整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中三类力有不逮的情形作出必要的规范补足。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结合体，[9]具有明显的地方自治属性，也就必然面临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边界这一核心命题，其实质即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这既彰显了其由全国人大(而非其常委会)通过的特殊地位，也预设了其与其他法律中相关条款的统领—配合关系。
[60] (六)其他法律规范 除前述法律规范相对集中地展现了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处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鞭长莫及外，尚有其他一些法律规范扮演了相关的角色。例如，民族自治地方组织本地方公安部队权被作为民族自治地方的一项重要自治权而在我国《宪法》120条被明确列举，不仅在宪法文本中获得专条规定的待遇，而且也成为宪法所明确列举的最为重要的八项自治权类型之一。[4]2005年我国《反分裂国家法》初步构建了两岸法律关系框架，但未涉及海峡两岸统一后的法制建构问题。[12]其二，在实践层面，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典型代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系列白皮书均对此赋予了生动注解。
[51]自治条例的这一功能在内涵上包含如下递进逻辑。参见朱应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人大常委会是自治机关》，《人大研究》2015年第7期。
一方面，如前所述，对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调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仅具有半部法效果，尚有大量重要法律关系的调整需要其他相关法律规范的有机介入，而这种介入过程本身就存在先天的结构性要求。[57]2009年，广东省在对三个自治县自治条例的修改过程中，加入了要求省、市人民政府比照国家对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给予自治县的生态保护补偿和对工艺林补偿标准倾斜的照顾的规定。
如在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方面，我国《立法法》除了对民族自治地方特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以75条作单独规定外，对于一般地方和自治州、自治区均享有的两级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问题，则采取同条规制的技术进路，前者集中于第72条，后者集中于第82条。实际上，现行我国《宪法》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条款在规范结构上，主要源于1954年我国《宪法》，其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26] 第四，专门法特征导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无法对其他央地关系法律规范中的有益元素进行有效的吸收与整合。在拉伦茨看来，这些条款在语言上虽是完整的语句，但作为法条却不完全——它们或就构成要件，或就法效果的部分，指示参照另一法条，[72]而当作为指示对象的规范阙如时，这些法条本身也就丧失了规范结构的完整性。1948年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即将少数民族列为十大内容之一，并明确提出：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民族自治区。[23]在1984年颁行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第六章题为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根据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的修改该法的决定第23条的规定，该法第六章标题被修改为上级国家机关的职责。
此外，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45条关于环境保护自治权问题的规定，也存在照搬我国《宪法》26条之嫌。[59]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自治成为一种制度选择的时候，一个社会首先应该反省的，不是要给少数民族群体多大的自治权，而是社会本身是否在这些问题上有更大范畴内的合理而有效的解决机制。
(三)《地方组织法》：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地方性依据 针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前述第一类与第二类缺憾中关于自治机关内涵与范畴的问题，《地方组织法》提供了初步的解释方案。第一，规范位阶的局限性导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无法对核心、重大或政治性较强的民族问题(包括某些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重大关系问题)作出顶层规定。
[24]一方面，另外9个没有使用强制性表述的条文，在规范语言上授予受规制主体的选择空间，即对于这9个条文所涉及的职责，上级国家机关有自主选择是否实际履行的可能性。[32]参见郑毅：《论上下级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法律调整》，《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三章构建了初步的自治权体系，但将这一体系具体契合于每个民族自治地方的实践中，却有赖于自治条例独特的规范贡献。[67]第三，优化制度体系。[22]参见郑毅：《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上级国家机关——一种规范主义进路》，《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规范史的简要考察显示，1954年宪法第72条最早在宪法层面确立了上级国家机关的提法，其可溯至1952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纲要》第六章中上级人民政府的提法(当时的人民政府实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位一体结构)。
如关凯曾指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民族因素是从属的(大多数自治及地方的自治民族在当地人口总量中的比例并不占多数)，主要的因素是区域因素，这样国家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与族群社会的关系。总之，试图绕过我国《宪法》而直接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中寻找解决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调整方案的进路必然是不切实际的。
该法第6条第3款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从实际出发，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各民族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规定。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
其二，宣示性、促进性色彩较强。[22]这并非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技术性缺陷，而是基于基本法律属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虽然我国存在不同类的央地关系类型，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类型间毫无彼此借鉴或参照的空间。一方面，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制化的核心成就即体现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与施行。[28]如2015年我国《立法法》修改依据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条而赋予自治州人大及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参见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46]另一方面，《若干规定》还设置了第31条和第32条两个责任条款：除了对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截留国家财政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经费以及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该规定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情形明确了行政处分乃至追究刑事责任外，[47]还赋予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部门改正违反本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行为的权力。二、半部法：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调整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局限性 虽然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奠定了其作为调整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核心法律规范的地位，但其在发挥这一功能时却存在诸多缺憾，充其量只能算作半部央地关系法。
前者指基于有洞察力的智慧(discerning wit)发现文本含义，后者指在不抛弃文本的前提下，基于虚构的幻影(imaginative vision)创造性、政治性地探求规范内涵。然而，长期以来，受学界将中央与地方关系简单等同于中央与省级关系的逻辑误导，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亦被想当然地限缩为中央与自治区的关系。
王倩倩：《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关系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首先，作为逻辑前提，应深入认识宪法在调整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过程中的核心规范地位。
